约翰·密尔（John Mill）是英国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出生于1806年5月20日，卒于1873年5月8日，比马克思先生长12岁，去世也早了10年。他最著名的著作是《论自由》，出版于1859年，而《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两书虽相距11年，却同属于19世纪中叶同一个时期。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系教授许全兴2007年曾经在人民网撰文《怎样理解马恩“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他说：
“毫无疑问，这两本书影响了20世纪几乎整个人类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因此而分为两种：一种信奉共产主义思想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种崇尚自由理论实行民主政治。前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后一本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20世纪的世界曾一度由这两本书所生发开来的思想和制度，分化为互相对立的两极。一直到20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这种两极对立的局面才因为苏联的瓦解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有所改变。”
“过去，对自由，有些人一度讳莫如深，总觉得是一个敏感的词汇；在对自由的理解上，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其实，自由思想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马恩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中。”
我不想去解读关于“自由”的定义，因为即使在中国，能够懂得或者明白这一含义的人都知道“自由”是一个公共概念而不是特指。无论以什么样子的理论去解读，“自由”就是“自由”，我相信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想说的“自由”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段时间，除了美中贸易争端之外，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不太平，法国巴黎的“黄马甲”便是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据美联社报道，巴黎中心区12月1日遭遇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城市骚乱，示威者点燃汽车、打破窗户、洗劫商店，在巴黎地标性建筑凯旋门涂鸦。而中国新华网则撰文说：
“‘黄马甲‘”运动在法国持续发酵。数以万计的法国人通过社交媒体自发组织，身穿黄色马甲走上街头，抗议法国政府上调燃油税导致油价上涨，并借机发泄对法国政府福利改革的不满，这起运动规模之大令法国政府猝不及防。”
“分析人士认为，“黄马甲”运动折射近年来法国中产阶级在经济不景气、政府加重税收的背景下，购买力下降而缺乏获得感的困境。”
此外，比利时和荷兰也相继出现了“黄马甲”运动，加拿大也出现了身穿黄色马甲的抗议者，他们不但抗议碳税，还反对加拿大参与签署联合国的《全球移民协议》。
一种观点说，马克思先生笔下的工人阶级又觉醒了，这是资本主义再次灭亡的前夜。我不想评价这一观点，因为“黄马甲”抗议的严重情形至少表现了工人阶级或者说普通百姓对于政府政策的不满。不管“黄马甲”们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利益诉求还是为了推翻可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似乎有权利走上街头，说“No”。这是马克思先生宣言的自由，也是约翰·密尔推崇的自由。我发现了一张照片，法国街头的一组黄马甲真的打出了一杆印有斧头镰刀的红旗。
乘坐伦敦地铁站前往大英博物馆，要在罗素广场站下车，然后步行穿过罗素广场就到了。我对于罗素先生是有情结的，莫名的就会喜欢“Russel”这个单词，觉得有点神灵保佑的感觉。
不过，罗素广场与罗素先生还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Russel”这个单词并非罗素先生的专利，英国人似乎也并没有太买罗素先生的帐。英国的名人多，再是百姓们除了信信上帝，最主要的是信奉自己而非什么伟人。这一点倒有点《国际歌》歌词的意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所谓罗素广场就是一个大一点的城市公园而已，步行穿越的时候，一个飘着香气的咖啡馆留住了我的脚步，我点了一杯咖啡，坐在户外咖啡桌，自己与自己聊起天来。尽管已经是冬天，但是今天伦敦的天气出奇的好，一缕阳光穿过并不繁茂的小树林，斜洒在咖啡桌上，咖啡的香气袅袅，顿时一切都变得神灵活现起来。
我就在想，如果马克思先生今天坐在这里，或者在新建的大英图书馆中阅读、研究和写作，或者干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将时间花费在家里或者世界上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他可以通过网络或者便捷的交通了解到任何他想知道的东西，他的著作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模样呢？资本家与工人是对立面，但是从某个角度说，无非是利益的对立共同体，如同政府与百姓一样，寻找利益共同点而求同存异，共荣共生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砸烂呢？
不过，我突然理解了马克思先生“砸烂”的含义，或许并非简单的指物理意义上的“砸烂”，而是指观念和制度上的彻底变革，列宁先生将其翻译成了“革命”。这个词我不喜欢，为什么总要拿人的性命开玩笑呢。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复兴的法宝，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这个词彻底的变成了贬义词，我们都懂得。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的170年，马克思先生的理论学说在几十个国家如火如荼的实践了一个世纪，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个时期，以前苏联老大哥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共产国际处于鼎盛时期，但是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我们可以客观审视和评价的话，就会发现马克思理论学说诞生于欧洲，而信奉这一学说的东欧诸国变成了穷国家。信奉自由经济的西欧诸国则整齐的变成了世界一流的富裕国家，而且纷纷不声不响的汲取了马克思先生很多关于社会主义的福利思想。有一种观点说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是为了防止工人阶级真的会出来暴动而不得已采取的“愚民”方法。但是，已经“愚民”了这么久，估计也就成真了。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有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我们记忆犹新，这句话虽说也有点绝对，但是应该是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原理。我一直认为，马克思先生的理论学说值得研究，而且是伟大的学说，之所以遇到巨大的挑战，更多的是来自于大量社会实践结果的检讨，而不是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研究和实践的否定。
不由的我又记起了1980年代中国学界最热点的话题讨论，即马克思主义异化论。异化论的热烈讨论源起于马克思先生的一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论”简单地概述就是：人创造的对象物，本来是想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但人类在创造过程中，或创造结束后，发现这个对象物产生了异已于人类的力量，它不是造福于人类，而是造恶于人类。
按照这一观点，学界或者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发现，某些力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并成为国家社会的异已力量，必须正视，必须改变，必须反思。
如果马克思先生的“异化理论”成立的话，人类目前将会遇到的最大异己力量就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类人”机器人，必须引起全人类的高度警觉。
马克思先生的墓碑上刻着用英文书写的两句名言，一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另外一句是“哲人不仅要通过各种方式说明世界，而且重要的是要去变革它”。
“三个代表”的理论对于“无产”和“有产”曾经有过认定，基本逻辑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有产者也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类人”机器人的挑战！“哲人们不仅要通过各种方式说明世界正在变化的原因，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去改变它。”
选了一家喜庆名字的街头餐馆“好年华”坐下。街面上是伦敦小伙子正在起劲的弹拨着电吉它卖艺，身边围着一圈兴致勃勃的路人观众，里面是热乎乎的中国餐饮，左瞧又看，餐馆里竟然90%都是西人面孔。如果马克思先生坐在这里就好了，歌舞升平的看多了，阶级斗争这事也就脑后了。文化多元融合了，西方人、东方人本来就是属于人类这一个动物族群。谁也不比谁会少什么零件，西方人的骨骼大点，东方人的骨骼轻巧些……
大同世界，不正是马克思先生一辈子追求的理想吗？！人类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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