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先生是一位历史学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他曾写过一文《理性面对日本对中国的影响》，读来颇有启发。
近代以来，给中国造成灾难之巨的国家，无过于日本。可以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一直面临着日本的直接威胁。如何面对日本，是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问题”。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维新志士与一些开明的朝廷重臣、乃至光绪皇帝的对日态度，现在仍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
一
一百多年前的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在中国领土上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
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开始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为于是“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终于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呈完毕。《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
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书后的“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不少内容都来自此书。对于向西方学习未久的日本何能“兴之暴也”，朝野都有极大的兴趣，“以日为师”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如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奏议中就明确说道：“中华欲留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重臣张之洞在以“中体西用”而大为著名的《劝学篇》中的一段论述则更有影响：“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以“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当然，官方的大力提倡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所谓“同文”，不仅指文字相同，主要意味着有大致相同的文化、思想和社会特征，尤其是对儒学价值的推崇。因此，时人多认为日本已成功地将西方的“用”移植到了儒家的“体”之上，对中国解决令人困惑不已的“体”“用”具有启示意义，所以效仿日本其实便是中体西用、富国强兵的捷径。使朝廷更为放心的，是日本天皇仍处于“万世一系”“神圣尊严”的地位，因而朝廷也积极推动“游东”事业。细细想来，能迅速克制因惨败敌手的奇耻大辱和割地赔款产生的满腔愤怒，颇为理性地承认应向不共戴天的仇敌学习，于朝于野，至属不易。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主张学习日本者同样热血沸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他们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二
此时中国演习日本的热情，得到了日本的响应。
从1898年到1912年的十余年间，虽有日本参与八国联军的对华侵略等等，但就思想、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影响来说，这十年却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关键十年。美国佐治亚（Geor-gia ）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达（Dou-glas R.Reynolds ）经过多年实证研究，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把镜头对准这一阶段的中日文化关系，尤其对此后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流行词汇和教育制度、军事体制、司法体系等都作了细致的源流考订和“组织移植”（Organizational Transfer）的对比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使中国随后几十年变化极大的种种“革新”的范本，大都在此阶段来自日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提出了这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的概念。有必要指出，这里所谓“黄金十年”并非指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是指双方基于各自利益、需要而形成的一种并不平等的“师徒”关系。
中国的“求学”热情得到了日本朝野的积极响应，日本这种出人意料的“亲善”态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甲午战后日本曾一度占据辽东半岛，但在以俄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态度强硬的干涉下，日本不得不“还辽”。这一事实使日本认识到自己的实力还不如西方诸国强大，在对中国的瓜分中得不到期望的份额。如果中国此时被瓜分，反会使日本失去一个巨大的屏障而直接面对西方，所以此时日本国内兴起了“保全支那论”。当然，其潜台词是待日本强大后或西方列强自顾不暇时再来瓜分或独占中国。二是想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培养亲日势力，认为如果中国的政治、军事、教育和商业体制、人才均由日本培养，则日本在华势力将无可限量。基于此，日本作出了各种努力以消除中国尚存的一些疑虑，同时为中国留学生创造了种种便利条件。
这样，中日双方可谓“一拍即合”，在20世纪初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学生留日学习的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从1898到1911年这十余年间，至少有2.5万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多的学生留学一国，尚属空前，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导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动潮”。这些学生的专业从理工农医到文史哲政经法商，学习教育和军事的更不在少数。虽然他们每人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和体验各不相同，回国后的遭际和成就也有很大差别，但正是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共同努力，在方方面面都为寻求现代化的“新中国”做了开拓性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因为他们既是新思想的载体，又是新思想的实践者；他们不仅是各种新知识的引介者，而且是许多新制度的创建者。
在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同文”，使译自日文的书籍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西文书籍。梁启超到日本不久，即写下“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作为《清议报》的社论，力论应向日本学习，从中可见当时知识界心态之一斑。他写道：“既旅日本数月，肆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於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无不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一年后他更回忆说在日年来的经历使他“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细查这几年梁启超等人的论文，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对“西学”的了解突飞猛进，而且所使用的重要术语从原来基本上都是中国术语转为几乎全用日本术语。从1900年后，“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就集中在日本。
1898年，张之洞派姚锡光率团赴日考察教育，姚氏回国后发表《东瀛学校举概》，对日本的教育状况和体制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之后，赴日考察教育的公、私团体和个人便络绎不绝，对日本教育的介绍更为详尽。从“胎内教育”一直到“大学堂教育”，一无遗漏。日本这些学校虽是教授“新学”、实行“新制”的“新式学堂”，但又无一不注重儒学，标明“德育为经，智育为纬”，要坚持“先圣先儒之大道”，强调忠君爱国、仁、义、忠、孝等儒学伦理道德观。这一点给清政府和士绅以深刻的印象，“独特的日本学校教育，即以儒家道德为本的修身教育与近代诸学科结合起来，已成为中国的理想楷模”，“如果没有日本的文化改良，中国要迅速、平静、彻底地完成教育体系的全面重新构建，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1904年1月，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实际是对日本教育模式的全面模仿就不足为怪了。
进一步说，晚清新政时的军事、警务、狱政和司法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几乎都是以日本为蓝本，并且是在日本顾问的具体帮助下创立的。此时制定的几部重要法律，如刑法、民法、商法也是在几位日本法学家非常具体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清朝灭亡之后，这些制度和法律的主要部分实际都被承继。这些都可说是中国的作为制度的现代化的开端和奠基，对后来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
简言之，“不妨以强敌为师资”就是怎样对待敌国、也是怎样爱国的理性态度。
读到这里，似乎觉得中国人真的有些太窝囊了，即使是大清朝的晚期，难道中国人就一无是处了吗？当然不是，还是推荐去读读马勇著作的《激荡-晚清二十年》。
“古代史上日本学中国”，最有名的当属被认为与后来明治维新并称为两次重大的变革的“大化改新”。
公元645年，是日本的飞鸟时代，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具体来说，就是全面学习大唐政治以及律令制度，建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度，被认为是日本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的标志。
公元670年，天智天皇颁诏，正式将大和政权更改国名为日本国。
日本就此全面学习大唐，实行了中央集权。公元710年，天皇将京城搬到了奈良，进入到奈良时代，整个城市的风格几乎是完全复制了大唐风格，这一点，在去奈良的那一趟中，确实是仿佛见了大唐。
可是日本学习中国，却在三个方面保持了自己的个性，一个是氏族贵族依然保有相当多的私人庄园土地以及实力；二个是没有施行科举制，依然保持了浓厚的氏族贵族部落的特征，可以进入学校的基本上都是他们的子弟，官自然也都是由他们来做；三个是没有引进宦官制度，就是没有太监。
就拿科举制而言，有人认为因为日本没有引进科举制，阻断了草根阶层的上升通道，从而使日本的阶级固化一直非常严重，从而导致社会的保守和僵化。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科举制的本质是消灭了知识分子阶层，将知识分子变为皇权的羽翼，从而使得社会的进步和创新受到抑制，使得社会变得更加保守和僵化。
无论何种观点，日本看起来与中国挺像，但事实上它的社会结构与中国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也注定了日本会走上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历史道路。比如，日本的天皇一直存续，但是社会挑战力量一直在，或者说社会变革的思想和力量一直存在相当的话语权，从而使得“一人独大”的现象缺少社会土壤，为他们近代史上的民主转型提供了相当的文化土壤，尤其是在强大外力出现时，这种文化现象表现的更加明显。
同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马勇先生所著的《激荡-晚清二十年》与雷颐先生的观点相近，关于中国道路，马勇在该书出版后的一次分享中说：
维新派的政治改革理想代表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然而由于社会基础、经济条件的不具备，因而使其理想只能是十足的浪漫主义。而且，他们的理想究竟如何实现，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只是凭借光绪皇帝的圣明与果敢。
假设性的前提不可能得出必然性的结论，适得其反，光绪帝并不是像康有为所期望的那样圣明与果敢。因此，中国的未来与发展虽然迟早必将遵循康有为等指出的道路，但在当时似乎条件尚不具备，中国最近期的发展尚需另外谋求一种变通的方案，既不能也无法退回到旧有的轨道，也不可能沿着康有为的指点继续前进。
后来的事实也刚好证明了这一点，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仅仅闹腾了一百天，便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心理的普遍不满，西太后只需举手之劳便将百日维新全案推翻，中国似乎又回复到旧有的轨道上去了。
说来说去，西太后的手好使，制度上的设计就是西太后的手好使，其他人的都是奴才……
东京站到了，再转电车去上野。走出上野站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街面上灯红酒绿，人潮涌动，尽显上野商圈的富足和繁华。
马老师已经在羊不同烤小串网红店候着了，坐下来，看了下表，七点了。
掐指算了算，从冲绳的轮渡早上七点离开那霸码头算起，到现在，正好是用了两天另12个钟头，60个小时、2200公里，了了心愿，学习了不少，又有了一些新的洞见。
【今天是《瞎行和瞎想》（九），今天续完，全文2.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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